今年9月1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 年）》正式公佈，同一天，2026年施政報告發表。

作為一個從2007年就開始唸叨"深港創新圈"、在深圳河邊看了三十多年潮起潮落的見證者與參與者，我把兩份文件連夜讀了兩遍。讀罷，最深的感受可以用兩個字概括：踏實。香港第一次用國家中長期治理的標誌性工具，把自己的發展方向"錨"住了；而令人欣慰的是，規劃里多處落點，與我這些年在多份諮詢建議中反復陳說的"求異存同""三區融合""四大抓手四大支撐"，在底層邏輯上高度咬合。這篇文章，既是我的個人讀後，也想借這個機會，把"哪些被接住了、哪些我還想追問、哪些需要內地和深圳搭把手"一次說清楚。

一、規劃做對了一件根本的事

這些年我始終講一句話：深港協同的根本原則，"不是誰改變誰，而是在制度差異中尋找互補"。這次規劃把"堅持'一國兩制'"和"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寫進七項理念，正是對這套方法論的國家治理語言回應。更值得注意的是，規劃與我的建議並非"官方照抄民間"，而是二者從一線實踐與治理邏輯中"獨立收斂"到相近結論——當一位民間實踐者三十年深耕河套與北都，與特區政府首次動用國家標誌性治理工具時，在同一組真實約束下，自然得出"求異存同""咬合而非趨同"的相同答案。

我常用三個比方來講"互補"：榫卯結構、齒輪結構、魔方結構。制度落差不是負擔，而是紅利的藏身處——落差越大，合作空間越大；差異越深，協同價值越高。規劃最終確立的"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援、年度述職彙報"機制，恰恰是把這種"咬合"從口號變成了可核驗的閉環。這說明，評價專家諮詢的價值，不該只看"被原文採納"，更要看它是否塑造了規劃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底色。

二、北都、河套、大學城：面、點、線的咬合

這次規劃把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與北都大學城的關係講清楚了，這是特別值得點贊的地方。三者不是並列的飛地，而是"空間面—跨境點—功能線"的層級嵌套：北部都會區是"面"，作為優化香港空間格局的總體載體；河套是"點"，是高品質發展的"塔尖"與"極點"，是"一國兩制"在科創維度的試驗田；北都大學城是"線"也是引擎，施政報告明確"北都以大學城為發展主線"，以"一城五元素"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

我過去最擔心兩件事：一是把大學城建成"單純物理空間集群"、搞成"高校搬家"；二是把河套做成一般產業園的複製品。現在看，規劃不僅明確"宜教、宜研、宜創、宜居"的高素質大學城與"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產業發展"四位一體定位，還把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命名為"河套學研壹號"作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促進"大學+研發+產業"互動銜接——大學城不是另起爐灶，而是以河套學研壹號為起點向新田科技城與牛潭尾延展的"科研—轉化—育人"走廊。這條走廊，正是我講的"三區融合"。

再補一句：沙嶺資料園區被定位為北都的算力底座，與我提出的"電算碳"一體化、綠色算力構想形成介面。若沙嶺提供低碳算力、新田提供研發與中試、洪水橋提供高增值製造，北都內部就能形成"算力—研發—量產"的微循環，減少對外部產業鏈的單向依賴。這是"以功能分工替代空間規模"的關鍵一步。

三、規劃中幾條"硬骨頭"級的抓手被接住了

規劃最踏實的地方，是它接住了幾條"硬骨頭"級的抓手。

其一是"四通"。深港協同要打通"交通通、資訊通、政策通、標準通"，比規劃里"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更強調"標準通"這個最難的介面層——專業資格、檢測認證、資料格式，壁壘都在標準上。規劃單列"構建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試驗田"，方向是對的；標準層怎麼破，是下一階段要補的發力點。

其二是河套的"白名單+負面清單+高級別協調委+視同境外"。我針對"大門已開、小門未開"提的這套制度介面，規劃以河套香港園區2025年12月開園、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跨境要素試點（生物樣本、資金、資料）予以兌現；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政府全資、港大營運、與深圳園區中心協同"，就是"視同境外、共治共建"的具象。

其三是閉環管理與年度述職。我主張借鑒內地"1+N"體系建立"年度目標分解—專案清單—督查考核—動態調整"閉環，規劃最終把105 個指標（22個主要指標、57個專欄指標、26個章節內文指標）作為量化基石，並把"統領—落實—預算—述職"四機制剛性綁定——這是閉環思想的最高層級制度化。

其四是"超級發起人+借道"。我提出香港要從"超級聯絡人"升級為"超級發起人"，並以航運航空"借道"深圳、金融"借道"構建"香港—前海—南沙"三角。規劃把"四中心、一高地"、航運從"噸位大港"轉向"價值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寫進去，方向一致。

四、仍想追問的幾處"留白"

欣慰之外，有幾處我必須直說，它們是規劃留給我、也留給智庫的"待辦"。

第一道"防火牆"：河套只有3.89平方公里，必須做"別處做不了的事"，絕不應成為一般產業園複製品。但對照河套已進駐超100家機構、三個大學城總體規劃超1000公頃的推進節奏，我所警告的"以空間規模替代功能咬合"的風險，並未被作為獨立約束條件前置。這背後是"規模政績"與"功能品質"的考核錯配——旗艦工程的可見度偏好，容易讓規劃在起步期沿慣性推進空間供給，而弱化對"是否做了別處做不了的事"的持續追問。

第二道"防火牆"：大學城"避免高校搬家"。規劃把"成果轉化"寫入四位一體定位，這是吸納；但成果轉化基金、概念驗證資助計畫以及智慧財產權與收益分配規則，尚缺專項細則。沒有這些"毛細血管"式的早期資金，成果仍可能停在論文和專利階段，難以穿越"死亡之 谷"。

第三道"防火牆"：我主張"穿老鞋走新路"、忌大幹快上，並建議設"2026—2027 過渡探路期、2027—2031全面實施"兩階段框架。規劃直接定為2026—2030，省去過渡期，在提升立竿見影感的同時，也可能壓縮"深度調研、早期收穫、彈性微調"的緩衝。

更大的留白，是我"立足灣區、背靠國家、輻射全球"主張中超出大灣區主軸的部分——海南自貿港姊妹港、京津冀長三角雙城記、新疆喀什向西開放的"三點一線"、南中國海藍色經濟、跨境金融科技與碳交易數位交易。規劃以大灣區為絕對主軸，對這些板塊基本未系統納入。我理解其成因：協調層級高、共識成本大，首制之年求穩是理性折中。但這不意味著放棄——這類領域不該因"本期未深"被判失敗，而應作為跨越本屆任期的長期議題，依託中期評估與年度述職持續回填。

還有一處概念層分歧：我堅持香港"創新與科技"與國家"科技創新"並行不悖，中國人民大學意見書則建議逐步統一，規劃未作明確裁斷。術語之爭看似小事，卻關乎香港獨特性的表述，值得在滾動修訂中給個說法。

五、需要內地高層與深圳一起"搭把手"的地方

我的建議體系里，最具"跨區域跨制度"特徵的"輻射全球七板塊"，其落地本質上依賴三方角色分配：香港出"制度與國際通道"，深圳出"產業鏈與製造能力"，中央出"授權與戰略錨定"。有四項必須協同推進。

其一，河套"一區兩園"規則銜接。深圳園區規劃已於2023年8月由國務院印發、香港園區發展規劃於2024年11月由港府頒佈，兩地"制度創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要求深港共同推進跨河連接與要素流動。這是深港雙邊可控範圍，應率先咬合。

其二，北都大學城與深圳"十五五"的空間—產業咬合。深圳側"深圳河套學院"與南山"大沙河創新走廊"經驗，是北都避免"高校搬家"的重要參照；北都規劃與深圳"十五五"在"空間、產業、基建時序"上深度咬合，是雙贏的關鍵。

其三，跨境要素流動的國家授權。人才簽注、科研資金跨境、資料出境等邊界事項，需國家科技部、海關總署、外匯管理局、移民管理等部委授權與細則；我提的"白名單+負面清單""認證通行證"，要以中央層面跨境資料負面清單試點為先決條件。

其四，向西開放"三點一線"與綠色算力底座。需廣東、新疆、前海的制度介面，以及國家能源局、南方電網的輸電安排（2026年完成的清潔能源輸電強化工程）。

多贏機制的核心為"互補而非替代"。我設計的"四通要素清單"——跨境雙幣母基金擴至500億量級、河套IP港、高端人才簽注互認、10家中試平台，與人大建議的"內地企業北都服務視窗"，共同構成多贏的"工具箱"：母基金解決"錢跨境"、IP港解決"知產確權"、中試平台解決"成果跨境轉化"、服務視窗解決"企業跨境落地"，串聯起"研發在香港—中試在河套—量產在深圳"的價值鏈。香港以普通法與資金通道取"制度溢價"，深圳以製造與中試取"規模溢價"，中央以授權與平台取"戰略錨定"，三方收益結構正交、互不擠佔——可持續的多贏，正源於這種正交性，而非口號式的"優勢互補"。這里有個規律：專家建議的"被採納度"與其"所需協調層級"成反比。所以，對需中央與深圳協同的領域，要作為長期議題持續跟進，別期待首份規劃一次性兌現。

六、新機制新理念新生態：把共識延伸到實施期

這次五年規劃最深層的方法論收穫，是新理念、新機制、新生態的成熟。"求異存同""不求同質但求咬合""穿老鞋走新路""超級發起人""借道"，在規劃中獲得了制度性迴響。

新機制方面，"統領—落實—預算—述職"四位元一體，是香港治理史首次把中長期戰略與年度執行、預算、問責剛性綁定，也是對我閉環管理建議的最高層級吸納；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以法定形式授權精簡程式、重點產業半稅或5%優惠、環評AI提速，共同構成"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骨架。

但要提醒一句：新生態的"骨架"已立，"血液"尚待充盈。儘管100 億港元貸款額度、重點產業稅收優惠、片區市場化開發已現杠桿雛形，但成果轉化基金、概念驗證資助、IP港與中試平台的資金配套尚未落地。沒有早期資金，院校與科研機構的成果仍難穿越"死亡之谷"。下一階段政府投入，應從"搭台"走向"注血"。

社會共識是易碎品。規劃編制期逾百場諮詢會、收集逾1.7萬份意見，體現了"開門編規劃"；但共識不能止步於諮詢，須從編制期延伸到實施期——以早期收穫讓群眾"可感"、中期評估讓社會"可驗"、透明述職讓公眾"可信"。我隱含對"泛政治化"與"社會撕裂"的憂慮，而澳門"以民生投入凝聚共識、避免泛政治化陷阱"的經驗，值得借鑒。

持續發力，需要三件事：以常態化深港協調委替代一事一議、以2029年前後中期評估對沖不確定性、以早期收穫維持信心。我的過渡框架被壓縮，意味著管治團隊在缺乏長期規劃經驗下直接進入全面實施，既是機遇也是風險。

結語：穿老鞋，走新路

規劃不是終點，而是深港協同從"民間推動"走向"國家戰略引領"的新起點。它把我們這些念了三十年的"求異存同""三區融合"的參與者，第一次寫進了國家敘事。作為在深圳河邊看了大半輩子潮水的人，我願繼續做那個"提問題、給抓手、守防火牆"的角色——把社會共識從編制期延伸到實施期，把政府投入從杠桿化深化為生態化，把持續發力從機製文本轉化為節奏能力。穿老鞋，走新路；這雙鞋，是"一國兩制"的底色，這條路，是深港共同的未來。

（作者為深港澳科技聯盟顧問、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創會會長、深圳市科協原專職副主席。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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