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馳電掣、日夜兼程。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編制工作的公眾咨詢即將展開；今年全國“兩會”閉幕後，行政長官李家超馬不停蹄、夜以繼日地部署相關工作、聽取各方意見。

4月16日，李家超首先委派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赴京，聽取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領導、專家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編制工作的意見建議。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非常重視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規劃的工作，親自與陳國基、陳茂波一行就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座談交流。參加會見和交流的領導還有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啟方、副主任章冬梅和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的老領導宋哲、香港中聯辦的老領導陳冬等。參加會見和座談的香港特區政府官員還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特首政策組組長黃元山等。

4月21日，李家超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說，特區政府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香港五年規劃將為香港帶來豐富機遇，涵蓋鞏固和提升傳統優勢、開闢新興賽道、帶來經濟利益，以及提升市民福祉。他表示，現時每個政策局已成立編制小組。編制工作由行政長官主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主責，各司局長共同參與推動。

4月23日，李家超分別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舉行兩場座談會，就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進行交流，聽取他們分享真知灼見。李家超在會上表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一員，非常熟悉國家政策及最新發展，更是香港特區與國家的重要橋樑，對香港如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精辟見解。期望大家提出積極務實、高效創新的建議。

今年全國“兩會”閉幕後，來港調研、考察、交流的中央有關部委領導和內地省市領導不少。李家超在與這些領導會面座談中一再表示，香港五年規劃為中長期的方向性、戰略性文件，將勾勒出未來五年的發展願景、重點領域和重大舉措，為香港社會經濟民生發展提供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筆者出席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座談會，並提出了對香港編制五年規劃的積極建議。按照內地編制五年規劃的經驗，相關過程通常需時18個月至兩年開展前期調研工作。李家超在會上指出，特區政府爭取於本季度內發佈五年規劃的公眾咨詢文件，並在今年內完成及公佈首份五年規劃的正式文件。

燃眉之急、迫在眉睫。面對時間緊、要求高、任務重的五年規劃編制工作，公眾咨詢緊鑼密鼓、精益求精。收集民意不僅要“靶向準、領域廣、層次深”，還要“節奏快、效率高、共識強”。依筆者之見，應重點把握好以下幾個問題。

“發展規劃”與“市場自由”

公眾咨詢要達到預期效果，首先是公眾對“五年規劃”須有正確認知。時至今日，仍有個別市民認為“五年規劃=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經濟的“套路”。

其實，這個認知是不正確的。首先，“規劃”不等於“計劃”，自我國“十一五”（2006——2010年）起，“五年計劃”就改為“五年規劃”。其次，規劃並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發展規劃”與“市場自由”並非對立關係，而是互補關係。

對此，李家超在特區政府部門首長會議上的講解非常深刻到位。他說：“香港五年規劃將是一份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導文件，把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結合起來，為未來發展指明方向，為香港社會經濟民生發展提供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段話的核心要義在於兩點：

其一，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所謂“前瞻性”，就是見微知著，瞄準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趨勢，為提升傳統產業、佈局新興產業提前佈局，為化解風險挑戰事先制定預案；所謂“策略性”，就是運籌帷幄，把握好發展的節奏快慢、利益平衡、整體協調，確保發展更穩更好；所謂“可操作性”，就是行之有效，既要對接國家戰略，有堅強後盾；又符合香港實際，可落地見效。

其二，把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結合起來。實行自由經濟，並非政府可以“不作為”“少作為”，關鍵在於政府作為的方向和重點是否得當。規劃對政府來說是“硬約束”的施政綱領，規行矩步、墨守成規，對市場則是“軟引導”的發展風向標。比如，香港的五年規劃實施後，今後無論誰擔任行政長官、司長局長，都須“一張藍圖繪到底，一屆接著一屆幹”，雷打不動、矢志不渝，令發展更具確定性；無論是外來投資者，還是香港本地企業，都不用擔心朝令夕改、反復折騰，吃了一顆“定心丸”，“倚港興業”的信心滿滿、底氣更足。

“著眼大局”與“重點發力”

國家每個五年規劃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這是因為我國是大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未來需要應對的風險挑戰非常複雜。

香港作為我們國家的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特色鮮明、優勢突出，在國家大局中的角色定位清晰。因此，編制香港五年規劃，既要精準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又不能面面俱到、生搬硬套；既要避免“大而全”，又要做到“少而精”；既要有“著眼大局”的寬視野，又要有“重點發力”的實措施。為此，應把握以下三點：

其一，周密謀劃、放眼長遠，精準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十五五”規劃對香港提出了兩道命題：“顯性命題”和“隱性命題”。比如，規劃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這屬於“顯性命題”，直接闡明道理。比如，規劃明確了國家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方向和重心，香港可以參與其中，這屬於“隱性命題”，多為隱幽之理。所謂“精準對接”，就是把這兩道命題都做精、做好、做優。

其二，未雨綢繆、謀定後動，科學合理配置資源。“十五五”規劃明確了香港在國家大局中的新角色，香港應依據新角色配置資源。比如，根據香港未來創科發展所需配置土地資源、人才資源。科學合理配置資源，既要在急需的地方加大投入，也要在某些地方適當“留白”，為未來發展預留空間。

其三，開花結果、注重實效，用“硬指標”推動執行。李家超在講解五年規劃意義時，既強調“為未來發展指明方向”，還強調“為香港社會經濟民生發展提供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是“路線圖”和“時間表”，就必須有“硬指標”。比如，五年後，公屋供應量達到多少？土地開發利用最多不超過多少？人口預測達到多少？產業升級達到什麼水平？等等，應該設置一些“硬指標”，如此一來，既標出“跳起摸高”的“高線”，也明確不可逾越的“紅線”和必須守住的“底線”，在此基礎上，精準發力、靶向施策，建立定期檢討機制，推動落地見效。

“對接國家”與“銜接灣區”

香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還有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同時處理好與國家規劃、大灣區兄弟城市規劃的雙重關係。在筆者看來，可按以下三句話來思考謀劃：縱向要“對標”，橫向須“協同”，整體“有差異”。

其一，校準航向，縱向要“對標”。國家“十五五”規劃是“總藍圖”，設定了國家發展的目標和任務，也明確了香港“十大中心、兩大樞紐”的戰略定位。香港需對標這些重點，明確目標、任務、措施，擔當從“融入”到“服務”國家大局的新角色。

其二，相輔相成，橫向要“協同”。大灣區“9+2”城市的“十五五”規劃是“協同拼圖”，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等城市的五年規劃放在一起看，應該完美展現大灣區未來五年的美好圖景，並能清晰地看到彼此之間的規則銜接、產業分工、設施聯通、要素流動等。因此，香港在制定五年規劃時，應在“協同”二字上多下功夫。以創科為例，香港的重心是“研發”，深圳的重心是“中試+製造”，東莞的重心則是“製造”，大家分工合作、協同作戰。

其三，迥然不同，整體“有差異”。大灣區各個城市的產業稟賦不同、功能定位各異，發展規劃應體現差異性，各有側重，取長補短。因此，一定要避免“內卷式競爭”，彼此要成為“幫手”，而不是“對手”。

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總之，制定香港五年規劃最終應達到“上下貫通、左右聯動”的效果。“上下貫通”可以獲得國家大力支持，“左右聯動”可以有效整合灣區資源。澳門已連續編制實施了兩個五年規劃，現在正在編制第三個五年規劃，在“對接國家”與“銜接灣區”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規劃是“綱”，提綱挈領、綱舉目張。夏寶龍主任最近會見特區政府官員時表示，希望香港管治團隊和社會各界群策群力，以高水平的五年規劃引領香港高質量發展。

香港是我們的共同家園，即將啓動的五年規劃公眾咨詢，是香港每一位持份者“同心共繪新藍圖”的契機，謀定後動、立柱架梁，每個人都添上一筆，香港的發展藍圖將會更美！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本文是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